司马氏是河内温县大族，经过两汉时代，完成由武入文的改变。 司马防以来，三世寓于魏氏，跟曹家关系匪浅。司马家留给社会的也是一个儒生经世的形象，家学深厚。 司马氏与曹家的依附关系不言而喻，早在司马防时就与曹操有故交。但《晋书》中司马懿的登场却很高冷，被塑造成一个不愿屈节曹魏的形象。 为什么？ 对此仇鹿鸣展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探索。 魏晋嬗代，性质属于权臣夺位，鸠占鹊巢。中间还发生了杀害高贵乡公这样的恶性弑君事件。性质非常严重，影响特别恶劣。司马家自己都觉得脸短。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便费尽周折地合理化司马家的行径作为。 司马懿不愿屈节于曹氏，便是这种护短心理的产物。作者颇具慧眼地提出，《晋书》“试图建构曹、马长期对立的历史叙事”，从而当灭魏成晋发生之后，显得吃相没那么难看，显得是事有迫不得已。 晋代史臣秉持此种叙事立场，小心缝合着晋朝政坛的信仰危机。 饶是如此，“高贵乡公何在”的梦魇，也一直挥之不去。到了衣冠南渡之后，还在困扰着东晋的皇帝。 当晋明帝听到先人创业故事后，羞愧地覆面箸床，说：晋祚安得长远！ 司马家从地方性势力一步步壮大，背后不止有族人自身奋斗，更有社会关系网路的经营。其发家过程，既是司马家走出河内、走向政坛中心的过程，也是其荣归故里、借助上层势力强化地方影响的过程。仇鹿鸣对其婚姻网络、交游网络、以及舆论评述的梳理，令读者对司马家族的崛起有了一个非常具象的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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